，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４５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４６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