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入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２３对周作人们虽有不满，但主要的锋芒，却是指向了那些围攻他们的人。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锐的语气，抨击过这种懦怯的“卸责”术：“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因为“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２４正是那种将过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独特的思路，使他有了这样犀利的眼光，以这样的眼光望过去，周作人就恰似一个现代“陈叔宝”，他的反感，自然不会只对准他了。“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０年春，他依照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安排，接连去上海的儿所大学演讲，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讲些社会斗争，他却只讲文学，而且在通信中告诉朋友：“我本不知‘运动’之人，所以儿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２５心里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这样说，在有些公开的场合，他也这样说。一九三０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２６这整篇讲话，简宣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从之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２７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赏那激进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所以，连向激进的青年表示奋斗的决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说“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并不自居为中军。２８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还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２９依旧是沿用十年前那个“中间物”的说法。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都还保持着这份清醒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注释

    １鲁迅：《习惯与改革》，《二心集》，二十七页。

    ２鲁迅：《现代史》，《伪自由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３鲁迅：《我谈“堕民”》，《准风月谈》，二十三页。

    ４鲁迅：《迎神和咬人》，《花边文学》，一百零二页。

    ５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五至六页。

    ６鲁迅：《陀斯妥夫斯基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三十六页。

    ７鲁迅：《朋友》，《花边文学》，三十二页。

    ８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