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