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愤然脱离海军，弃武而从事教育。在天津名绅严范孙的家塾中教西学。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十分强烈。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这样，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苓办学。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谋求国家独立，免除列强侵扰，使国家富强昌盛。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们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在严范孙的家馆中，他教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把现代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在课程上，已具备中学的雏形。１９０４年，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之事实甚为感动，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的前身，全盘效法日本。博物、法制、历史、经济等课本，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数人来校任教。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但是，张伯苓没有屈服。１９１７年，他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实行积点（分）制和选科制。图书、试验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

    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照搬日美教育，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从２０年代以后，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大病，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来作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１３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