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１０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夜①家宝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既没有十足的权威“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服从’的大道理，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②由此可看见这些年轻人对恶势力进行勇敢抗争的心情。当然，也有家宝在内。而郁达夫的信，无疑给了家宝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对《玄背》给予积极评价的话，一再称之为“清新”的印象，也给家宝等以安慰，激起他们要“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不屈不挠’的干去”。③我们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还有曹禺写的“骂人”的文章，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攻击”的话，是对曹禺有影响的。这点，从曹禺稍后些写的《杂感》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

    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但曹禺始终敬仰着郁达夫先生。而郁达夫虽未曾想到曹禺就是当年他曾关怀过的《玄背》中的一员，却对《雷雨》、《日出》和《原野》给予很真切的评价。在抗战期间，他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后》和《〈原野〉的演出》，①似乎他对《原野》有着特殊兴趣，他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照此说法来看，则《原野》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