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自己山穷水尽，再也无法洗刷他的罪恶，就决心自杀。他先把为他出谋划策的那位朋友杀了，然后结果了自己。李正斋的妻子见到叶中诚已经死去，便说：“这种人世界上就很难得的了。”这出戏把导因于社会矛盾的事件，较多地归结于纯道德纯心理的因素，以所谓良心的发现和良心的谴责来解决矛盾，就显得软弱无力。“劝善惩恶”，匡正人心，是这些剧作的共同特征。这些戏，也并非全受旧戏影响，如《一念差》等就有着托尔斯泰的《黑暗之权力》的影响。应当说，张彭春的《醒》，特别是《新村正》更具有“新剧的意味”，它摆脱了旧戏乃至文明戏的影响。他把戏剧创作的新观念，导演、表演的新方法带回国内来，不愧是中国现代新剧的先行者。

    张彭春，字仲述，因排行老九，南开人又称他为“九先生”。１８９２年生于天津，１９０８年毕业于南开学校，１９１０年参加“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的前身）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同年，和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７０人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硕士。１９１６年回国。在留学美国期间，他就对戏剧格外喜好，而且开始剧本创作。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４日，胡适在《访张仲述》的日记里写道：“仲述喜戏曲文学，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ｒ——《外侮》，影射时事，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自为之，遂令仲述先我为之。”由此，可看出张彭春在美国已对戏剧有深入的钻研了。他回国后，南开学校校刊也报道说：“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吾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①南开师生对他寄予厚望。

    未曾料想到，他一主持南开新剧团事务，为上演剧目问题，便同他的胞兄张伯苓等人进行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新剧团团长时子周主持编写的剧本《一念差》，作为南开校庆的公演剧目，张伯苓已经批准。可是，张彭春却持反对意见，这样，就引起了争论。当然，张彭春认为自己的《醒》剧是可以公演的。经过几次聚商，决定两剧同时排演。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两个戏同时试演，由严范孙和张伯苓等人进行评判，结果是《醒》被否定了，认为此剧“情旨较高，理想稍深，虽写实述景历历目前，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无如事涉遐高，则稍失之枯寂，似与今日社会心理不和！”。②对《一念差》的意见，认为只要再增加一幕即可以公演。张彭春则被邀请参加指导《一念差》的修改工作。

    《醒》于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刊登在《南开英文季报》上，据记载，是用英汉两种语言同时刊出的。③可惜，至今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剧本。但是，从排演报道来看，称赞此剧“颇多引人入胜之点……获此良辰，聆斯妙剧，佳音佳景，而极其妙矣”。④看来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剧作。至于它被否决的理由，也并不能完全得出什么结论意见。引人思索的，是张彭春和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争论，究其原因，还在戏剧观念上的分歧。从张彭春对《一念差》的批评中也可看出，他是接受了欧美正在风行的现代戏剧观念，在创作方法上追求的是现实主义，企图打破旧剧的束缚，也企图冲决文明戏之羁绊。这点，从他稍后些写出的《新村正》体现得更充分些。

    《新村正》写于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天津公演，同年１２月发表于《英文季报》上，仍然是以英汉语对照刊出。１９１９年５月，又刊登在《春柳》杂志上。这个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不但在南开新剧史上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剧作。

    《新村正》写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段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革命成功后，他本该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