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听从它的召唤。

    还有易卜生艰苦的舞台学艺的生涯，使之获得丰富的舞台感受。易卜生当过导演，当过剧场经理等等，这些，使他看到一个伟大剧作家成长的途径。

    曹禺啃易卜生的剧作，并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去读的。他喜欢易卜生，也可以说他迷上了易卜生，全然在于易卜生剧作的艺术魅力，使他对易卜生剧作产生了一种心领神会的倾倒。英国戏剧理论家，也是《易卜生全集》的英译者威廉·阿契尔的话，能够概括曹禺的感受。他说：“不是由于易卜生是个有理想，有原则的人，而是由于易卜生是个纯真的诗人，是不同类型的男女人物的塑造者，是各种精神状态的探索者，是奇怪命运的织造者。”①易卜生早期写过诗，曹禺也追求过诗，可能他们都有“纯真的诗人”的特质；而易卜生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探索”，也是最吸引曹禺的。曹禺较之他的先行者有些不同，他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所谓“易卜生主义”上，也没有表层地停留在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群鬼》、《社会支柱》、《野鸭》这些中期的社会问题剧，还是晚期的《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易卜生不仅仅是把社会弊端展览出来，把问题提出来，而是透过生动而复杂的性格启迪你的思维，激荡你的情怀，从而引起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曹禺还不能全部领略其全部内涵，但却启迪他去思考中国苦难大地的现实。每一个引路人，都不会叫人去模仿他；而真的跟随导师前进的学徒，也不会生硬照搬，它是心灵的启示，是情感的点燃。易卜生谈到他写《布朗德》诗剧的动因时说：“布朗德是最佳时刻的我自己。我试图表达我在内省我自己怀有最伟大最美丽理想的那一瞬间。因此我试图表达那种比平常的我要站得较高的时刻。”①而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正是“表达那种比平常的我要站得较高的时刻。”

    当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产生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问题剧，那时，人们还不可能对易卜生的艺术精华有所消化，他们未免是太注意问题了。而曹禺以他的艺术敏感，却从易卜生剧作中感到“话剧艺术原来有这么许多表现方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②易卜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的戏剧艺术却很难为那种狭隘的现实主义所限定，可以说，易卜生之后现代派戏剧的诸流派，都曾从易卜生那里汲取营养。而曹禺也并不是按照学术定义去理解易卜生的。

    只是易卜生的谨严的戏剧结构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它那精美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虽不能说是天衣无缝，但却是杰出的。易卜生的简洁也是无可挑剔的，它没有任何多余的笔墨，没有任何与戏剧冲突无关的东西。人物不多，主次分明，紧凑简练。看他的戏犹入进入一座大厦，一梁一柱，一窗一牖，都煞费苦心，令人赞叹不已。易卜生的戏剧表现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别开生面的，明喻，暗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剧作妙趣横生，摇曳多姿。易卜生写过诗剧、史剧，写过现实主义剧，也写过象征主义的剧。曹禺没有学其皮毛，也不是学其一种方法，他把易卜生的几副笔墨都能谙熟于心。他说他是学易卜生，这不假。但他是心领神会，烂熟于心，而后才能妙手天成，为我所用。

    他的戏剧的视野也扩展开来，开始注视着世界剧坛的发展情势。美国出版的《剧场艺术月刊》是每期必读的，只要它一到了阅览室，曹禺便首先光顾。那时，他就佩服这个刊物的女主编罗莎曼，她不但把美国剧坛现状介绍给读者，也把欧洲戏剧的发展和东方的戏剧状况及时报道出来。曹禺就是从这个刊物上最先得知奥尼尔的。

    当时的《剧场艺术月刊》，正在报道奥尼尔的新作《马可百万》在纽约同人剧团剧院上演的消息，导演为罗本·曼莫里恩。这个戏是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了忽必烈，学习了造纸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