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伤兵的牙紧咬着，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着，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口气，便压出更多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他的脸几乎为泥沙涂满，看不清他的脸色，他只望着学生，不哼一声。曹禺回忆说：“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好伤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同学们的殷勤和诚恳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一个医官过来了，我们请他给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伤兵紧握着拳头，已经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手在空中摇摆着，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摸着腰，困难地从破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的样子，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吧！’说完，就死了。”①那沾满胸前的血迹，那在空中摇着的手，那颗善良的心，使他一时沉浸在一个永恒的悲恸之中。这个伤兵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把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后来写的《蜕变》之中。

    最后一个春假来了。那时，清华毕业班的同学可享受公费资助去国外旅行。学校安排本届毕业同学去日本旅行，由钱稻孙先生带队。

    钱稻孙先生曾经在日本住过，显然他是熟悉日本的。他的意大利文更好，译过但丁的《神曲》，那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曹禺在《东方杂志》上读过，颇有屈原《离骚》的味道。由钱先生带着，大家都感到放心，因为谁也不懂日文，由钱先生带领，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

    他们乘坐的是日本的一艘千吨小轮船，由天津出发。一出大沽口，眼前便是波涛汹涌的海洋了。此刻，曹禺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一面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大地，一面又去这侵略者的国家游览，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出于到异域求知的诱惑，也曾梦想过海天白帆的情景，这样的机会就不忍割舍。第一次在大海上航行，心情是不平静的，即将到达的日本又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其实，在船上就开始领略着日本的风情了。船上的酱汤、黄萝卜、白米饭、海带和一点点鱼，完全是日本的风味，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异国的新鲜的感觉。

    钱稻孙不愧是个日本通，他父亲曾做过驻日大使，一切都由他联络，到了日本住宿交通都不用同学操心。原来想语言不通，困难不少，但像他们一样的日本大学生都懂得汉语，可以用笔来交谈，这样，就方便了许多。

    在日本参观游览，虽然分明感到是异国的情调，但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见过，而一切又未曾见过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筑，日本人的衣着，日本人的风俗。对曹禺来说，最能引起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观赏到菊五郎演出，他扮着一个怀春的少年，在春雨如丝的日子里，在樱花树下，遇到一位长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见钟情，思恋不已。他是这样的神往，未免惘然若有所失，那抒情的味道浓郁极了。菊五郎从花道上撑着雨伞，低回婉转地舞着走过来，那舒缓的舞姿令人陶醉。那种凝炼的美，传神的态，使曹禺顿时联想起《诗经》中的诗句：“有一美人，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正是在这演出中，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艺术的相通之处。其实，歌舞伎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国失传了的东西。

    曹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但是，它的舞台和中国不一样，有一条花道通向舞台，演员从观众中间通过花道走上舞台，主角是这样上场的。菊五郎演的是一出戏的片断，当时我似乎觉得是在看杨小楼的戏，演得准确，有很强的分寸感。看歌舞伎中间还吃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