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５日，在重庆小梁子青年会讲演。听课的人，久仰曹禺盛名，早就恭候在那里了。曹禺面对这些渴望求知的热情的青年朋友，兴致很高。他有讲稿，但却离开讲稿，结合他创作的经验，把编剧的理论谈得深入浅出，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这篇讲话，可以说是他从事话剧创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理性的总结，谈的都是一些人所共知的题目，但却蕴含着他的甘苦和经验。

    首先，他讲了戏剧的三个条件，即“舞台”、“演员”和“观众”，指出戏剧创作是为这三个条件所制约的；而“戏剧形式与演出方法均因为这三个条件的不同而各有歧异。譬如，古希腊演剧由于舞台的简单，没有布景来表明时间地点，所以故事自始至终多半限于一个地点。以后，生吞活剥的学者，读了希腊的剧本，就认为那些剧本的作家是遵守‘时间’、‘地点’、‘动作’统一的三一律，实际他们所遵守的还是实际舞台上的限制。”这里，生动地体现了曹禺的戏剧思想，他反对生吞活剥搬用僵死的教条，他把剧本创作和具体的实际条件联系起来，并以这些条件作为创作的依据。他接着说：“又如罗斯当（Ｒｏｓｔａ－ｎｄ）的西哈诺是为了名演员科克南（）而写，因科克南的演技千变万化，只有西哈诺那样诡异神奇的角色，才能显示他的本领，戏剧的威力才能尽量发挥，这是演员影响编剧的一个例子。”然后，他又谈到编剧和观众的关系，这是他尤为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说，“至于‘观众’能够影响编剧，更是显然的，因为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的性质若不了解，很容易弄得牛唇不对马嘴。台上的戏尽管自己演得得意，台下的人瞠目结舌，一句也不懂，这样的戏剧是无从谈起的。”这些，看来都是话剧创作的常理，但是，出自他的实践感受，就显得分外有力。

    根据舞台、演员、观众的实际条件来写戏，不墨守成规，不生搬硬套，从实际出发，这是曹禺戏剧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方面。他写《雷雨》、《日出》时，就很注意客观条件。《雷雨》人物少，布景也比较经济，显然是考虑到演员和舞台条件的。《日出》也是这样，特别考虑到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客观的条件对话剧创作形成限制，这自然带来困难；而一个真正谙熟话剧艺术的剧作家，他认识到这种限制并善于克服这种限制，把限制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自由。曹禺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剧作家。

    当他谈到抗战戏剧创作时，同样强调编剧不能脱离“舞台”，“演员”和“观众”这三个条件。或者说是“三种限制”。他说：“抗战剧要深入各阶层、各领域，要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有时在城里，有时在农村，有时就在街头，有时又在设备相当完善的剧场——做各种演出。因为舞台不同，观众不同，所以同一抗战剧不能到处演出，也不能随地演得有实效。有的同志下乡演戏，演的是有名的、有内容的、有效果的抗战剧，但结果是失败了，觉得那剧本非重写不可。因为城市内所谓‘抗战名剧’，移到乡下，突然失却了它所凭藉的特殊的‘观众’与‘舞台的缘故。”这些，都谈得很精辟，也切合实际。

    关于“编剧的过程”，也是结合他自己的创作体会而谈的。他共谈了五点，第一是材料的囤积；第二是材料的选择；第三是写作剧本大纲；第四是人物的选择和塑造；第五是进入写的阶段。他谈得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创作的酝酿和构思问题。他把材料的准备同创作灵感的产生结合起来加以讨论。他说，一个剧作家必须“平时不断的收集”材料，决不能凭空创作或是“单靠在报章杂志上取一点材料而加上凭空的臆造写成”作品。他强调“凭一时灵感的激动”是写不出好作品的。他强调“伟大的想象，也是深刻观察体味人生的结果”。但是，他不否定灵感，但“应该设法使灵感油然而生”。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油然而生”的境界呢？他说：“随时随地心内都蕴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