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语言。也许他们偏袒着老师，觉得郑师母对万老师照顾不够。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穿着破袜子。学生们都希望有人能照顾万老师。这时，学生们也知道万老师和邓译生有往来，朦朦胧胧中，觉得他们俩应该好，都帮着万老师隐瞒，不让郑师母发现。有时，他们看到万老师和邓译生在一起，就自动走开了，好像还在暗中成全着他们。他们也并不认为郑师母就是什么一个不好的人，只是觉得万老师和这位师母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以为继了。

    江安的生活毕竟是单调的，眼看着黄佐临、金韵芝夫妇走了，张骏祥走了，同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一一离去，曹禺的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带来的痛苦便显得格外突出了。他有着爱的慰藉，但却藏在心里，这种爱近在咫尺，但又隔着万水千山。

    也许可告慰于他的，是创作。《蜕变》出版了，这是在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好不容易啊！在那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蜕变》印了出来，这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动的，是巴金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真像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

    巴金是这样写的：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这样地感动着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睑。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巴金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重庆曹禺读着这篇《后记》，泪水浸润着他的眼睛，一股热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时，也把他带入甜美的回忆之中。在六年来的创作路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友谊。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他和巴金在江安聚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了。六天，难忘的六天的相聚：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来了，曹禺知道他从上海到重庆，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几年不见了，好像都发现对方又苍老了些似的。巴金一路风尘仆仆，特地跑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看望这个他尊重而亲爱的老弟，有说不完的话。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没再见面了，三年的光景，比３０年还要漫长。战时的兵荒马乱，凄怆逃亡，每过一天，都使他们带着深重的忧虑和不安。忧国忧民的焦虑，呕心沥血的呐喊，分分秒秒都未曾偷闲。他们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