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两部史剧的夭折
是一只躲进洞里、永不见阳光的耗子,是令人厌恶的动物。活着,像一条倒卧的老狗,捶下去不起一点反应,从这里怎能生出悲剧?
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勃鲁托斯才具有“悲剧的崇高精神”,屈原是有悲剧精神的,诸葛武侯是有悲剧精神的,岳飞、文天祥也是有着可歌可泣的悲剧精神的。接着,他就阐发了“究竟怎样才是悲剧的人物”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悲剧的人物要具有火一样的热情。他说:“悲剧的人物,首先要富有火一样的热情。‘晚来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一味恬淡、超脱的人不会有什么悲剧。聪明自负,看破一切,是可鄙的人,这种人可以‘不滞于物’。自命修养上‘可贵’,但这种人多了,一个民族也就可悲了。”他认为像屈原、诸葛武侯等这样的悲剧人物,“他们有热情,有‘至性’,有真正男子汉的性格。他们有崇高的理想,追求着,奋斗着,愿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抛弃一切。屈原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又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惟有热情、至性的人才能演悲剧;为公众的高尚的热情和‘至性’才是构成悲剧精神的要素。”
其次,他认为悲剧人物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不断地为它努力,为这个理想实现,舍开一己的利害,是超出了小我的范围的”。同时,还“要有一种雄伟的气魄”,他称之谓“雄风”。在他看来,“民族要存在,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我们要救亡,要反抗,自来中国人民是吹着雄风的”。表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他还说,“悲剧的主人大都是失败者,但‘失败’的人物中不少是伟大胜利的灵魂。‘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应该推翻。这种观念的基础,只着眼于‘成与败’,不想到‘是与非’。立足真理,有所作为的人,是正义与信念激扬砥励他这样做。学习成功者,容易。从失败中看见真理而为之奋斗,那是难得的。伟大人物,常常在悲剧中才能看见。理想是推动的力量,失败尽管失败,但绝不妥协。悲剧人物有一种美丽的、不为成败利害所左右的品德,他们的失败,不是由于他们走错了路,而是由于当时种种环境的限制。艰难苦恨的道路,早晚有走通的一天,一时走不通,他却勇于承担真理的责任,追求到底,这就是中外古今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使人永远敬仰的力量。悲剧的精神,不是指成功的精神,如果能从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气魄去体会悲剧的精神,中国的将来便会脱离混沌的局面,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独立富强的中国。”
这篇讲演是值得注意的。它决不是曹禺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谈出来的,一方面体现他的悲剧美学思想,有一种朝着英雄悲剧转变的倾向,它所倡导的“悲剧的精神”,他所阐述的“悲剧的人物”的内涵,同他以往创作《雷雨》、《日出》、《家》所体现的悲剧美学思想不同了,倒是同郭沫若的《屈原》所体现的悲剧美学思想有着共通之处。就在这篇讲演中,他不止一次谈到屈原的悲剧精神,认为“他一生忠贞,在同反动贵族斗争中,遭谗去职。他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忧念国事,为理想献身。屡次进谏,楚怀王始终不听,终于质押于秦。顷襄王继位,屈原又被放逐,长期流浪在沅水湘水的地域,无力挽救危亡,忧愤激昂,作了《离骚》,投身汨罗江水。”显然,他更向往着屈原的悲剧精神,更强调“悲剧的精神,使我们振奋,使我们昂扬,使我们勇敢,使我们终于见到光明,获得胜利”。不像他早期写《雷雨》时,特意加上序幕和尾声,还“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①另一方面,他正在准备写《三人行》,是关于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