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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一片新的天地”
。”这样,就把《雷雨》说得一无是处了。

    而在他看来,《日出》并不比《雷雨》更好些:“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他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这种自我批判是越走越远了。

    最后,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自己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说,他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是“卖过一次狗皮膏药”。他严厉地责骂自己。他真诚地感到,“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显然,他决心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自己转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

    曹禺的确是真诚的。真诚的检查,真诚的忏悔,真诚的批判。在那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那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时刻,加上他那种热情的习性,他如此痛心疾首检查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观上的真诚愿望,并不能代替切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他未免操之过急,就以政治的估量代替了艺术的批评,以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代替了现实主义的要求。

    在他的检查中透露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严肃的自责,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赎罪的心态,却很容易失去对自我价值的正常估计,失去最可宝贵的艺术自信心。从外表看来,检查得极为痛心而彻底,而内心深处可能是一种迷茫和惶惑,隐约透露着深刻而内在的文艺思想的危机。这些,都是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因为,在同旧的一切大决裂的日子里,在轰轰烈烈对运动中掩盖了这意识深层的矛盾。

    曹禺既是这样真诚地检查着,也是这样真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终于动笔修改旧作了。

    1951年,开明书店邀他编辑他的剧作选集,借此机会,他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作了修改,其中改动最多的是《雷雨》和《日出》。而这次修改,使他的创作思想的危机来了一次集中的表露。他在《曹禺选集·序言》中,是这样为他修改旧作进行说明的:“以后再读它们,就时时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未尽合理。现在想想,倒也觉得动手的时候确实要提出一些问题,说明一些道理。但我终于是凭一些激动的情绪去写,我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清楚。譬如《日出》这本戏,应该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的控诉,可是当时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看起来倒好像是当时忧时之士所赞许的洋洋洒洒一篇都市罪恶论。又如我很着力写了一些反动统治者所豢养的爪牙,他们如何荒淫残暴,却未曾写出当时严肃的革命工作者。他们是向敌人作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以我今日所达到的理解,来衡量过去的劳作,对这些地方就觉得不够妥当。”他就是按照这样的想法进行修改的。

    先看看《雷雨》的修改。他为了增强人物的鲜明的阶级特征,克服所谓宿命论的思想,使一些人物都说出符合其阶级性的话,做出符合其阶级性的动作。侍萍再度同周朴园见面,便让侍萍大骂周朴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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