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３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安眠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个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３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天天叫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

    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