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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文系教授马子华的赠诗。7月,《王昭君》公演后,国家民委和中国剧协联合召开座谈会,杨静仁、张庚、赵寻、金山等人,给这部新作以高度评价,“一致肯定曹禺为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并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在评论界更引起了热烈反应,到1982年底,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上百篇,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评论的主要点,集中在对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上。张锲说:《王昭君》“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它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曲颂歌,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历史画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长征途中献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厚礼。”①王季思、萧德明也指出:“他一改文艺史《昭君怨》、《汉宫秋》等作品的主题和情调,使王昭君以满腔哀怨的悲剧人物转化为促进民族和睦、关怀人民疾苦的巾帼英雄。旧时代的人们需要一个王昭君,是要借她抒发自己对封建时代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满腔怨愤。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一个新的王昭君,是要通过她表达各民族精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愿望,是要她鼓舞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话剧所塑造的王昭君没有使我们失望,她的理想、智慧、勇气和毅力,都闪现着我们时代的光辉。

    这是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可能产生的舞台艺术形象。”①但是,也有些评论家以为把王昭君的形象“写得太高了,不真实”,写得“理想化”了。陈祖美指出:“作者对于王昭君的描写中,虽有较好的艺术处理,但总的说却表现了一种明显的为了理想而忘掉历史的情况”;“特别是在戏的后半部中,无论从人物性格、情节及某些重要细节等方面考察,都不符合对历史剧真实性的要求,没有达到周总理提出的‘只有忠实于史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要求。”②王季思、萧德明也认为“后半部分对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两个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倾向。”③

    而对《王昭君》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认为曹禺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虽已暮年,历尽沧桑,仍然闪露着艺术才华。陈瘦竹、沈蔚德认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诗剧”,“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更大胆地运用独白来展示王昭君和呼韩邪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剧中有自由诗体和有韵律的独白,有歌唱和音乐。此外还有孙美人所引起的悲怨凄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浑壮丽的景象,以及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关于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这些,都使人觉得《王昭君》不同于曹禺过去的剧作,具有抒情诗剧的风格”。④特别是孙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赞许。闵抗生说,孙美人“是一个684曹禺传

    ①

    ②

    ③

    ④《读〈王昭君〉》,《锺山》1979年第1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1979年第9期。《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1979年第9期。494

    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内容的深刻而独特的悲剧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种多样艺术手法于一炉,精心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她表现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风格,深湛的艺术功力,和令人惊叹的、只有大师才有的艺术才能”。①环绕着《王昭君》曾经产生一些争论,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中,对它的争论是一件好事。林干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林文说:对《王昭君》“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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