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线无战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对我说:“你要读些新,读些外国,这对你演戏、对你的艺术成长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来过。1947年到1948年,这一段时间,我和曹禺接近较多。我记得我还把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的古诗拿给曹禺看,是他影响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我还记得,在他当时送给我的书中,还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惜那时我没读懂。他和方瑞临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嘱咐我好好演戏,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湾。他说,共产党来了,是会尊重艺术家的。走时,他和方瑞还来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艺丛书送给我。总之,那时我对曹禺、对方瑞大姐是十分敬爱的,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京剧舞台的年轻人不少恳切的帮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师又是朋友。①
但是,他们的结合,也不是很顺利的。对李玉茹来说,曹有过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历程。全国解放后,京沪两地,人各一方,都有着各自的事业。李玉茹的表演艺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十年内乱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听到曹禺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1978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剧本,为曹禺感到高兴。在阅读剧本中,她为剧本的浓郁的诗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编为京剧的念头。她打电话给曹禺,把她的想法讲给他。但是,曹禺却说:“你长得太胖了,不适合演昭君了。”这大概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联系,不过是普通的工作联系。
1978年11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着去看望李玉茹。劫后重逢,得以充分叙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的心头浮动着。当她得知方瑞于1974年病逝的消息,她既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亲爱的伴侣而感到伤心。李玉茹的遭遇也并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今后该振奋起来。”两颗孤寂的心灵就这样地逐渐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动心的,是1979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会面,她回忆说:
我们到欧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的身体那么虚弱,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还有胆结石,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儿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过来。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困难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处境。“文革”中腰被打伤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是很艰难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这一次会面,我们谈起十年动乱,谈到劫后余生,都觉得是捡来的一条命。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过得更充实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恋了,我们都感到应该珍惜这些用千百万人牺牲换来的好日子啊!①这次见面,已经谈到他们的结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着重重顾虑,在去欧洲巡迥演出的日子里,她的心情常为此纠缠着。她说:“我的顾虑较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还没做什么事,又有两个相依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欧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了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赖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过坎坷,方瑞又那么早地离开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觉得是应该结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顾虑的是不能把事业耽搁了,我也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更不愿伤孩子们的心。想不到孩子们是那样通情达理,都希望妈妈有一个老伴,这就使我解除了许多顾虑。”①从欧洲回来,李玉茹给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满关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时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种真诚而实在的感情在深化着。但是,他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