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是故乡亲
葬。
孙犁那年四岁,也加入到孩子们的觅食队伍,到野地里去寻找小鱼、小虾、蚂蚱、蝉和其它可以吃的昆虫,去寻找野菜和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植物。常在一起的,有个叫盼儿的小闺女,因为母亲有痨病,生得很瘦小,可是在竞争中眼快手疾,干活利索,常使别的孩子落在后面。她的父亲是个推车实菜的农民,因为从小托食于卖菜,被乡里谑称为“菜虎”(菜虎本来是一种专吃青菜的软体虫子)。这时就有不懂事的孩子问盼儿: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盼儿并不以为谑,照样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这回答顿时刺激了孩子们的饥饿感,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洋教士乘“危”而入。他们有男有女,男的还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坐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①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儿也被送进了教堂,虽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饿死,可是当孙犁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难过,他只向母亲吐出五个字,提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大概察觉到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发生了阵痛,便这样安慰着他。
盼儿并没有回来。那个牵肠挂肚的问号,也便一直陪伴着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②外国人的教堂既已开设到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算清楚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假如盼儿穿上洋布衣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进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把自己的触须深深扎入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体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体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出去,从这里还会“飞”出各式各样的人物……
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出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只是因为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
第二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东辽城小学的老师,多数都是简易师范毕业,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干些农活。在平时,年龄大一点的学生也常帮助老师买菜做饭,并以此为荣。时代究竟在进步,农村风气也究竟淳朴,大家并不以劳动为耻,新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①我们当然还记得,他是一个病弱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