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并不算长，他所买的书，自己记得很清楚：“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①这些刊物，除了《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至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它几种，全是“左联”办的刊物，而且早在孙犁列北平谋职前的二、三年（有的还更早一些），就都被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其中，周起应（周扬）等编辑的《文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一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确属“激进”；再则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禁而不绝。他的思想状况如此，难怪在“左联”和胡秋原、苏汶的那场论战中，他站在左翼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②当然，那时这场论战已经过去，他的文章没有被采用。

    他这个时期继续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萧洛霍夫的短篇《死敌》（写苏联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萧洛霍夫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当时买下了立波译的这部长篇。此外，他还读过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中篇《一周间》（里别进斯基作）。这部作品，在30年代和《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毁灭》（法捷耶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名作一起介绍到中国，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里，曾多次提到过它。具有纪念意味的是，在孙犁现在的藏书中，居然还保留着这部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书，其中还粘贴着他当年从《大公报》上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

    孙犁说他中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①，这些，也就是“他的大学”了。这是在社会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他自己却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文字的和生活的。

    还应该补充一笔：他并不敢轻视《金瓶梅》这部著名的世情。实际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这部书也浏览过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但后来，他终于从反映人生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部作品了：“……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还把《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进行比较，认为自己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也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远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

    我从来不把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

    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更不能写好。“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①

    这是健全的人生态度，也是健全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态度虽是后来逐渐形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心高气傲、形只影单地漫游于北平街头上那些杂乱书摊的时候，恐怕就既动心、又动容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了。这时，他也确实在读《世界文库》上的《金瓶梅》洁本连载——虽然并没有读完。

    被挤之后

    白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