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①

    这就是他所记录的北平地台戏的全过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采风”。他认为，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众，对话剧运动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件工作。

    在这则简短的“记事”里，孙犁并没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来，左翼作家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时已经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住。但每天仍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读书环境（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

    在外面读报养成了习惯，他很想订份报纸看。这在那时，几乎是一场幻想。东辽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后，虽然有小学，但从来没想到要订报，村公所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孙犁要订报，这在那时一般人看起来，是够气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订的还不是一份小报，是堂而皇之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①《大公报》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它的副刊办得相当活泼，特别是自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孙犁就是其中之一。《大公报》副刊还很注意培养青年作者，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的文章，最初就是在该刊发表的，后来，它获得《大公报》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散文奖（另有戏剧奖和奖，分别由曹禺的《日出》和芦焚的《谷》获得），这件事，孙犁还在纪念何其芳的文章里提过。如上所说，他自己也曾多次向《大公报》的副刊投稿。总之，这份报纸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甚至还在中学时，老师就常选它的社论，做课文讲授。上面登的长江的通讯，赵望云的风俗画，他也很喜欢，更不用说由沈从文、萧乾等主编的《文艺副刊》了。

    正因为这样，在保定和北平时，他一直都看《大公报》。那时北方也有别的报纸，如《益世报》、《庸报》这些由教会和失意政客办的报纸，他是不屑一顾的。

    孙犁想订《大公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想在失业之时，继续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去，又看不到报，岂不苦恼？终于，他把这个想法和妻子说了：“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显然，这“三块钱”超过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时无话可说，不由得“啊”了一声，用这个虚词表示了自己特大的惊讶。孙犁可还是平静地问：“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本来还想跃跃欲试的妻子，这回转移目标了：“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孙犁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明白：妻子还是怜惜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