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我都热情鼓吹过。”③在孙犁，“鼓吹”可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1941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1941年9、10月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4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5月。鉴于5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5月27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①孙犁在这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向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深。李英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则这样说：“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