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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期间，他们自然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那些男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们，更使他久久不能忘记：“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①他尤其不能忘记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度过的那个夜晚，这所孤儿院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实际上是一所修建得很好、室内很温暖的学校，孩子们大都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双亲，他（她）们以极其亲切可爱的态度，欢迎和招待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成年人——在这些人的国家里，也刚刚结束了那旷日持久的战争。孩子们不愿意他们离开，表演了很多节目。代表团成员坐在沙发上，背靠孩子们亲手绣的花靠枕，面前桌子上摆着他（她）们培养的长青树。孩子们坐在中间，唱了一支由托尔斯泰作词的民间曲调的歌（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个曲调），客人们一致赞扬了那个唱高音的女孩子的婉转嘹亮的歌喉。另一个女孩子背诵了长长一段《战争与和平》里的对话，把客人们带入了另一个境界，许多人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情……

    这是孙犁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在国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却等于又一次生活上的跳跃——那是50年代初期，他刚从乡下“跳”到城市，已经感到有些不很适应，事隔不久，又“跳”到国外了。所以，对这次出国，他事先既无兴趣，事后又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他很佩服同团出访的李季那样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利用蹲马桶的时间就把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这些事全办了。有一天忽然通知都穿西服，而孙犁还不会系领带，早早起来，正在面对镜子为难，李季进来了，他衣冠楚楚地笑着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接着，他像战争年代替一个新兵打被包那样，帮孙犁系好了领带。

    孙犁也是在这次出访期间，才和李季相熟起来。李季不只长于诗，也长于组织工作，而且很能体察同伴的个性和心情。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大家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团里，似乎也只有孙犁会唱京戏，每逢有人要他唱，他就会兴奋乃至激动起来。这时，李季又喊：“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事后，这使孙犁很受感动：“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①

    处下不卑，登高不晕

    孙犁的创作，仍然继续遵循着他的基本上是纪实的、同时也是最富热情和理想的路线。1954年，《文艺学习》编辑部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现把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撮录如下：“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