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老朋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她闭上眼睛了，作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

    悼亡后的幻觉

    妻子去世不久，他被宣布“解放”了。

    渐渐地，处境也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住所，又给他加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些。特别是，陆续发还了一些书籍器物，晚上他也可以看看书了，睡得也好一些了。

    朋友们很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五十七岁的人，还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何况人也“解放”了，也有条件谈谈这个问题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搭了桥，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来。这位朋友是部队作家，他们在晋察冀山地时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战友关系。女同志姓张，比孙犁年轻十六岁。

    这是一条“热线”：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如果出版，该是一本很厚的“两地书”吧。

    这就证明，他在身心方面并没有老，还很有“余热”。

    结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是儿女们反对，并且免不了啧有烦言。他不听。到后来，索性消极对抗：高卧床上，不起来，“破罐子破摔了”——他说。

    他胜利了，结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进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桥的老朋友建议，先调到孙犁的家乡安平县。随后，他们回到故乡。

    在县招待所受了一些气：他的介绍信开的是“记者”，她的介绍信开的是“五七战士”。管招待所的一个主任模样的中年女人，神气活现，这两个名称，她都陌生。而且孙犁经过几年折腾，又一直劳动，穿着也不讲究，简直像个邋遢的农民，加之一路风尘，更透着几分晦气。张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也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中年女人睥睨着他们，不只态度轻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们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