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于是我屋里的，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帖又不见了。

    后来，她又指着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说：“老楚好写字，把这个送给他！”

    “咳呀！”他为难了，“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你呢呢嘛？吝啬！”

    吝啬？这两个字，他很想不通；事实是，他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钱包越来越空了。不过，他尽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烦琐起来，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穿了将近五年，还左右缝补。吃饭时，掉一个米粒，要拣起来放在嘴里，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有多余的白纸，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几近于穷措大之举动。

    又回想，所读近代史资料，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当着客人的面，接连不断把只吸了几口的三炮台香烟，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为陈大悲的所耻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责，不亦宜乎！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离去了，他也从梦中醒来，这是1975年。

    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他写的不是“幻觉”，是真实，甚至包括细节。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也认识张同志，几次征求孙犁的意见，要给她写信，想挽回局面。孙犁告诉他：“人家已经把东西拉走了。”他说：“拉走东西，并不证明就不能挽救。”孙犁还是没有同意他写信。这位朋友是蠡县人，年轻时长得漂亮，性格温和，孙犁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7年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被错划为右派。平反以后，当了中纪委的常委，报上登过他的照片。他当时虽然还不具有这样显赫的地位，要使“幻梦”重圆，也并非全属奢望。

    孙犁方面呢，就是当他生活在“幻梦”中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清醒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类似日记的“书衣文录”，也就明白几分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条下记着：“1975年3月17日灯下。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二十天后，又在《许蚌学林》条下记着：“1975年4月7日灯下。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书衣文录》的“跋尾”，记录了这件事的结局：1975年，有同居于一室者离去，临别赠言：“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余不以其言为妄，然亦未遵行之。后虽有被专政加强之迹象，幸无再抄家之实举。……呜呼，巢居者察风，穴处者虑雨。彼人可谓居不忘危，择枝而栖者矣。①做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件事也过去了。为了把这件事忘得干净一些，上面说的那五册本来保存得很好的“两地书”，他都填进了炉子：“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一个想得开的乐观的人，他也不认为这些信虚掷了时间精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