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冷淡，只有眼睛里的那一丝嘲笑带着热意。

    孙犁正要转身走去，他却大声说：“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是的。”孙犁平静地回答。

    “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

    “是的。”还是那么平静。孙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那时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脱口说了一句：“你也写吧。”

    不料这一句使对方神色大变，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自知失言，便赶快逃走，心想，对方会以为是挖苦他。继而转念：现在不是提倡工农兵写作吗？不是不识字也能写诗、写吗？对方也许会明白过来，那样就不会得罪他了。

    人，自然是得罪了；没有等到十年，他——“君子”就来报仇了。

    而且，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如《风云初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①在运动中，“老同志”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就在挨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私下里向一位老友进言：以后不要再做炮弹。这位老友向他解释：“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他对这解释很不满意，只好报以沉默，同时在心里做出了回答：“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从此，他就再不给这位老友提意见了。

    一天下午，管他们的一个小个子，通知孙犁有“外调”。这是他第一次接待外调，被接待的，竟是60年代他去北京看病时，侯金镜常常派来接待他的一位女同志。这女同志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爽朗，热情，步伐沉稳，在沉思中偶而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便向旁边摆开，秀丽的面孔，瞬间显得严肃起来……孙犁麻烦她好多回了，早就希望能在天津招待她，却没想到竟是在这样的场合。

    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