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至2000年是李真极不顺的一年，这正如人们当时所说的顺口溜：

    李真向上看，中纪委对他在立案；向下看，一群老干部在请愿；向南看，中央抓了一群贪污走私犯；向北看，反对派在捣蛋，自己的政治仕途很艰难；向左看，自己服务的领导已经靠边站；向右看，老婆离婚家庭先内乱；急得李真团团转，急忙跑到北京某处纪念堂去问贵人我该怎么办？贵人严肃地对他说了一句：你这个腐败贪污犯，只有你进来关着我出去干，中国才不会乱。

    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李真便醒了。他翻了一个身，偌大的双人床上，只有他一个人，显得空荡荡的。自从和小杨离了婚，李真一直没有把其他女人带回家。他很爱他的孩子可可，他曾想过，他和小杨的离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已经够大的了，如果再让孩子看到他爸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孩子怎么能受得了？其实，对于自己的家庭，李真是心怀遗憾的，每当想到女人和儿子，他的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这种难受是对前妻恨？是对自己的鄙夷？也许都不是。也许两者都有。

    他默默地披上丝绸睡衣，“想我李真官任国税局局长，家财万贯，在外边呼风唤雨，在家里居然连个女人都留不住，让孩子成了半个，可怜巴巴的”。“他妈的！”李真一边愤愤地骂道，一边“霍”地从床上站起来，在卧室中来回地踱步。

    可是这对于李真似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他依旧头疼得要命。李真轻步下楼来到客厅，客厅里亮了一夜的灯，越发显得金碧辉煌。他在宽敞舒适的美式沙发前沉重地坐下来，伸出双手，轻轻地揉捏着太穴，以此来缓解他的头痛。茶几上还放着昨日抽剩下的半盒中华烟，李真摸索着拿出一根，点燃了，顿时，一阵无法言状的轻松之感涌上心头。

    这对李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奢侈，因为烟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敏感的东西，它既有让他忘却的本领，又能勾起他的另一桩烦恼。此刻，他想起了李国庭。

    “唉！”他起身轻轻地踱到镶金框的日历前，掀起一页，“咔”地撕下，日历上写着“2000年2月27日”。原张家口卷烟厂厂长、张家口烟草公司经理李国庭因挪用公款罪，被抓起来已经快一年了，上边贵人紫凝不断传来口信说，中纪委和办案人员一起开展调查，加大了对李国庭的审讯力度，那李老头已经交代出一些关于李真的情况，这对李真极为不利，紫凝通知李真叫他早做打算，所以这几天，他一直为这事跑动，弄得焦头烂额，连口气都喘不匀。

    “他妈的！明天，在北京有个会要开，义父和好多重要人物都要参加，到时候可以趁机走动一下，嘿嘿，到了北京一切都好办了，即便是中纪委从李老头儿那儿得到些对我不利的证据，事情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他不禁暗笑，为自己强大的靠山和庞大的关系网而洋洋自得。想到这，他顿时精神倍增，喊来保姆，命她把昨晚自己打点了一晚为了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到他的汽车后备箱里，等一切安排妥当，他便上楼吃饭去了。

    李真现在驾驶的是加长红旗高级轿车，车牌号为冀A-00038，这是在1995年他调到省国税局当上局长之后换的。1995年，当上国税局长之后，他曾专门请教了北京的一位研究的大师。他告诉李真，38岁对于他是个坎，如果闯过去，就会像前辈李连英一样权倾朝野，飞黄腾达。而一旦闯不过，他必将毁于一旦，前功尽弃。大师为李真预测，如果他的车在38岁这一年被拦下超过8次的话，38岁这个坎他就过不去了。想到清凉寺的惠明也曾这样警告过自己，李真心惊胆战，车前常设有警车开道。李真原来家住在省会桥西区，每天去桥东区省国税局上班，他乘坐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都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加长红旗高级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