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现在深思，每一位共产党人都能洁身自爱、伸张正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话，我们党的事业也一定能繁荣昌盛。我只想到蚁穴可以溃大堤，但殊不知小川还可以汇江海。我深受党恩，非但不能清正廉洁，反而丧失信心，随波逐流。这正是铸成我今天大错的主要根源。

    其次是没有遵守好秉正无私、两袖清风的领导干部准则。这方面虽说我受兑培养教育多年，然而随着自身权位的逐渐显赫，既被社会上阴暗腐败的消极现象所诱惑，又被根深蒂固的“功名道义”思想所左右，更被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致使出现了严重的违反法纪，凭借权力和影响贪图享受、奢侈腐化等问题。如：离婚后为了方便生活，我寻找一个现役军人到家长期照顾小孩和我。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有关领导和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最终是这种所谓的“豪情仗义”葬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再者是法律意识淡薄。作为当代的领导干部本应认真地研究、掌握国家的法律、政策，而我却忽视了其重要性，从没深入地学习过法律知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只是局限在很一般意义上的了解，致使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了许多犯罪事例，多数也知不对，但根本没意识到是在严重地践踏法律。如当初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已触犯刑法，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无论如何也绝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初次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意地收下了，我才顺手收下。一次在北京，李国庭以我在京联系面宽、需要花钱为由，送给我五千元人民币。虽再三推辞，但在他坚持下还是收下了。可事后又有所顾虑，觉得不大稳妥，于是把此事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让我退给他。可退钱时，李非常生气，流着眼泪说瞧不起他，并由此产生了某些看法。这两件事对我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为在当前，请客送礼，应坚决拒绝，一般层次的人送礼也可以拒绝，但有一定权位或友谊甚深的人送礼值得考虑。因回绝后不但有可能会影咆感情，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能会失去政治上的支持。收了这些人物的礼，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出什么大事。这种思想却逐渐导致我日后在收受金银手饰及巨额资金时都不能清醒地把握。

    我的前任秘书吴庆五在事业上曾与我风雨同舟、共同拼搏，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告别政坛，下海经商，自然得到了我的大力支持。在妻子出国前夕，吴庆五提出给予经济资助，我当时只想到这是他对我一种情义的表达。但听到是笔巨款时，也确有惶恐的心理。他表明我们友谊甚深，此做法完全是表达感情，千万不要介意。听后我心想以往曾给予过他很大支持，未来我与妻子也还可以回报，心中坦然了许多。因此由衷地对他表达了感激后，同意接受此款。经历此事后，使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金钱的欲望也明显增强了。现在细想，如当初没有妻子出国的举动，我的犯罪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严重程度。接着陆续出现了李国庭等人的经济支持。94年底在妻子原打算出国前夕，李国庭到石出差，我和妻子前去看他，期间他拿出5万美元，说出国读书，需要花钱，算我的一点心意。当时我确实不好意思收，再三讲，您有这份心意，我就非常感激了，不需要给钱。今后如有可能，给她些项目支持。他听后满带感情地说：“别人有困难我还帮助，何况你呢？你若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并又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