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的是唐朝画家吴道子小时候的事。吴道子从小并不聪明，他喜欢画画，但是画不好，一次画不好，两次画不好，三次还是画不好，最后连他自己也灰心丧气了，认为他自己不是那块儿材料，永远也画不出什么名堂了。

    这一天，他怀着苦闷的心情，没精打采地出门游玩散心。他来到一座庙里，进了大殿，看见有两个妇女正在烙馍。年老的坐在大殿东头做馍，年轻的坐在大殿西头烧鏊子。只见年老的把面团用小擀杖擀成了薄馍，随手又用小擀杖一挑，那馍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从东头飞到西头，正好落在年轻妇女前的鏊子上。年轻妇女一面烧火，一面用竹片翻。馍熟了，她也像年老的妇女一样，随手一挑，那馍就飞起来，一丝不差地落在大殿中间的一块木板上，叠得整整齐齐，吴道子看呆了。

    吴道子看了一会儿，就走近那年老的妇女身边，问道：“你看也不看，馍就会一丝不差地飞落在西头的鏊子上，这么难的事，你是怎么学会的？”那年老的妇女看了他一眼，说：“这没有什么诀窍，也不过是天天烙，月月烙，专心致志，功夫练得久一点，熟一点罢了。”她说完，又忙着烙馍去了。

    吴道子一听，恍然大悟。从那以后，他勤学苦练，见山画山，见水画水，见人摹人，见树绘树。天长日久，他终于成了誉满全国的大画家，被人们称为“画圣”，他画的画也在人们的传说里成了“神画”。

    丰厚的收获，离不开辛勤的耕耘，那位烙馍妇女的一席话使吴道子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专心，都要下苦功。正常的遗传素质，优良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人从一无所知的婴儿成长为懂得社会知识、规范，能够扮演社会角色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要为社会所欢迎，并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仅仅有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对人的影响必须通过人自身能动性的发挥才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有人说，儿童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可以在这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有人说，家长、教师就像雕塑家，可以把儿童捏成雕成有智慧、品德好的一代新人。这些譬喻虽有一些道理，但不完全确切，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自我发展着的人，他不是像一张白纸那样只能消极地被人画，也不是像一块大理石那样只能消极地被人雕刻。人从诞生起，就是对世界的积极探索者，他对外界的影响能作出各种反应，外界各种教育力量必须通过人的内心世界的活动才能奏效。所以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人的能动性。

    强烈的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参加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勤奋努力等都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它们构成了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试想，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认知的兴趣，求知欲不浓，根本不想学习，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他又能学到多少东西？更不用说，他能做出多少成绩了。

    在能动性这个范畴中，个人的勤奋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凡成大功、立大业和在社会各方面有卓越或较高成就的人，对所学都有“锲而不舍”的精神，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外古今，没有例外。

    唐代散文家韩愈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他的《进学解》中为我们留下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至理名言。正是靠了这个“勤”字，韩愈劳碌终生，孜孜以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遂使这位六岁丧父、十岁丧兄、依赖嫂嫂郑氏扶养教诲的孤儿，成了通晓经典、学贯古今、文笔流畅、气势不凡的大文学家。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在绍兴兰亭地方“临池学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