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喂奶的表情上，如高兴、生气、发怒等，接受妈妈的行为规则；长到稍大一点儿，他开始模仿父母的行为，并从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等亲属关系中接受家风、家教一类的行为规范，辨认出远近亲疏的伦理关系；再长大一点儿，他在与邻里、村落、社区的孩子玩耍及其它社会活动中，从长者、乡亲等次属关系中学习到许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乡规民约，礼教制度。这些社会规范教会他懂得什么是能够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的，有时候违背了，他的屁股上还要挨一巴掌。自然，他长大以后，还要接受许多社会规范教育、训练，直到他的行为合乎礼仪，合乎社会规范需要的时候，才能正常地生活在人类群体之中，才能真正具有社会成员的资格。

    社会规范往往以两种形态呈现在个人面前，一种形态是模式，他人的行为、动作、方式、语言等。例如，用碗盛饭，客人来访给客人让座、敬茶；八点钟到学校上课；各人拿自己的物品；过春节穿新衣服；汽车靠右边行驶等。在儿童时期，个人接触的多是这种形态的规范。另一种形态是观念。他人行为及各种形式的灌输，使之形成了一些规范观念，应该怎样，不该怎样；这对，那不对，非好即坏。例如，对人要讲礼貌；应该尊敬老人；偷窃是犯法的；打架骂人是不对的；劳动是光荣的。随着个人的成长，人们越来越多地以观念、概念来接受社会规范了。当种种形式的社会规范成为个人观念的一部分，内在化为自己的习惯性行为并作为约制自己行为的规则时，社会规范便是被个人接受了。

    当一种社会规范被成功地内在化了的时候，一个人即使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也会遵守它。然而，内在化决不是在每个人那里都会出现的，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依然大量的存在。

    上海《文汇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总题目是《和解新风息事端》。写的是上海造船厂两名青工乘83路公共汽车，当售票员和蔼可亲地招呼他们买票时，两位青年将钱夹在鞋帮里，把脚跷到售票员的面前。乘客见此情景都十分气愤，同时也担心青年人血气方刚，会爆发一场冲突，可是售票员并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将钱接过来，把票递到青年手中，眼看一触即发的矛盾却化干戈为玉帛了。两位青年羞愧异常，低下了头。从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时代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不是一朝一夕被所有人接受并把它当成行动的准则的。售票员和两位青工的不同行为就可反映出来。乘车买票是国家规定，两位青工如此戏弄售票员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售票员以理让人、以理服人，用微笑对待这种戏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显示了优良的道德修养和情操。

    任何社会的社会化，除去传授规矩、准则、禁律以外，还要给社会新成员提供一种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以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完成社会期待的事业。不论何种社会，都会以种种价值观、荣誉感去鼓励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们去习得某种本领，承担某种职业或职称。

    自古以来，人生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多种多样，对此，可以做三种概括：一是为个人求名利、求权力、求享乐的人生目标。所谓“生者计利，死者留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均盖于此。

    清朝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生追求高官显位，贪婪地聚敛财富。致使家有万金，富比皇室。一次，他陪乾隆巡视江南，看到运河上舟楫往来，熙攘一片的景象后，乾隆便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和珅顺口答道：“无非名利二字。”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一世操劳奔波，全为“名利”二字。

    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也是个重名好利之徒，人称“名利奴”。在他未入阁拜相之际，口袋里常常装着想要求访的三百多个高官显贵的名片，天天琢磨如何叩开富贵门，找到做官的途径。他把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