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命令全体将士在船上擂鼓呐喊。曹操听得报告，立即下令，调水寨和旱寨的弓弩手约10000余人，乱箭射向诸葛亮的船。诸葛亮命令将士将船逼近水寨受箭，并继续擂鼓呐喊，而他则在船中同鲁子敬饮酒取乐。等到太阳升起，大雾散开，诸葛亮命令收船撤回。20只船两边的稻草人上，排满箭枝。

    就这样，诸葛亮毫不费力按时交上10万枝箭。周瑜听了鲁子敬的汇报，大惊失色，仰天长叹：“诸葛亮神机妙算，吾不如也。”在这场诸、周的斗争中，诸葛亮从容镇定，进退自如，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我们不禁要问：诸葛亮果真神机妙算吗？他是怎样做到料事如神的呢？

    原来，诸葛亮掌握的自然和军事方面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懂得一点气象学，掌握了一些气象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立军令状时，他就预见到三天后必有大雾；他还懂得一点军事学，掌握了曹操用兵的特点和规律。他料定曹操在大雾中肯定不出兵，只会以乱箭射对方。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个指导作用是在理论付诸实践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的。

    理性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并且理性认识也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理性认识产生以后，并不都是正确的，有的基本正确，有的部分正确，甚至有的完全错误。那么究竟哪些理性认识正确，哪些理性认识错误呢？在没有实践检验之前是不能确定的。一种理论在没有得到实践检验之前，即使有一定根据也只是一种假说，有待验证。因此，理性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用实践检验认识，正确的被证实，错误的被发现和纠正，不完全的得到充实，这样才能使认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比如，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化学界曾经流行过一种“燃素”说，认为燃烧是可燃物质放出燃素和生成残渣的过程。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做了大量实验，提出了燃烧是可燃物与氧气的化合作用的理论，从而彻底推翻了“燃素”说。

    社会科学理论，同样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且在实践中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在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甚至要完全放弃旧的理论。这是因为，整个世界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前人提出的理论，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也往往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能不做适当的改变。

    比如，中国革命就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虽然总的来说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却有很多独创，如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等。这些就是根据新情况而做的补充和发展。

    又如，曾经在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供给制度，在建设时期实行起来就有很多弊病，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取而代之。不从实际出发，照搬别人的经验，是教条主义；抱着已经过时的老经验不放，是经验主义。这两种做法，都会在实践中遭到损失。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不至于僵化。

    由此可见，人们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并且，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比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经过认识的第二次飞跃的过程，才能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也才能使认识本身得到检验和发展。

    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应该懂得，为什么从古到今人们总在不停地摸索、研究，希望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原来就是为了运用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已经遍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