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至1940年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团除在延长、延川、固临防守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对付延长县国民党县长周金龙。他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顽固派。一进边区就施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1939年3月以来，延长地区一直久旱不雨，农民盼雨心切，就自发组织舞龙祈雨。周金龙借机在群众中煽动：“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只顾征粮、纳税，而不顾你们的死活……”。

    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