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〇师政治部驻地山西兴县，将中央军委命令呈交甘泗琪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保证在晋西北动员2000新兵补充留守兵团。我派李庆和率一个连和百余名干部留晋西北边区执行征兵任务；又护送李芳元等200余人到晋东南边区，我率200余人去晋察冀边区征兵。

    我率部从兴县出发过蔚汾河，经普明袁家村到娄烦，在此地住了3周。原因一是日寇正在同浦线两侧进行“强化治安”，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群众逃避一空；二是铁路沿线日寇戒备森严，一个日兵带3个伪军，一个伪军带3个百姓，牵着狼犬沿线巡逻；三是过路的地段一直无法选定。直至4月5日接到护送我们过路的部队通知：当晚12时到铁路边高村附近会合。我们立即进行动员，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政治部委托我们保护的9名高级干部程子华、卓雄等人的家属，我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并派两名健壮的班长随行。

    部队3时30分出发。在自己的边区内，我们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行军；出了边区则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前进。8小时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高村。双方交接后，我们立即离开铁路边去西潘方向。9位家属提出休息片刻，而接应我们的同志说：这里正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过滹沱河后才能休息。也许她们太累了，怎么劝说都不走，最后我们只好用“敌人都追来了”吓唬她们，这才起身。

    我们过了河到达陈家庄已是6日下午2时。20小时行军200里，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村是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危险很大。我要求大家过村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队又不能发出声音和火光。

    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大家累得倒头便睡，直到晚八时才起来狼吞虎咽吃饭，虽只是包米、土豆块，却感到特别香甜。饭后又开始行军，走了一夜到了河北阜平境内的南坨，这里是安全区，接应部队才让大家休息了两天。

    10日早7时继续行军一天，到达阜平的西黄泥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接下我们呈交的中央指令后，派人将我们300多名指战员安排在距军区政治部约10华里的村子里。这里前不久遭受到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摧残，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4月22日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参谋长唐延杰找我谈话，对征兵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在平汉路西征500人；（二）留训团大部分干部去平汉路东冀中军区征1500人；（三）休息2天，等待护送和接应的部队准备好后再行动。

    我们决定：由青年股长赖其正带领20名干部去平汉路西，我带队去平汉路东。我提出几条要求：（一）尊重军区领导，一切行动听军区指挥；（二）搞好军民关系；（三）向新兵讲明他们将去延安保卫党中央，要做好新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五）要做好日寇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