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幸”。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兵分西、中、东三路，在美国支持下，准备进攻解放区。

    西路胡宗南部进攻关中的形势紧迫，关中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关中分区三团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回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