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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览,轰动一时。

    1964年,南京军区空军召开了高炮会议,我作了《红与专辩证关系》的报告。中心意思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战斗力,如果一个部队打不好仗,消灭不了来犯之敌,怎能算是一支好部队。对于高炮部队要求在一瞬间测得精、瞄得准、开炮快、打得着、省弹药,这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技术。为此就要天天练、时时想。学才能熟,练才能精,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高炮的威力,尽到一个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不勤学苦练,掌握不了高精技术,阻止不住敌机的骚扰,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即使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时时背诵革命条文也不能说明是思想红,更不能说明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高炮部队就是以先进的思想挂帅,促进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做到开炮准,一炮定战局。帅好兵强,又技术精良,每战必捷,这是高炮部队务必遵守的信条。思想先进和业务精良,两者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高炮部队担任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重大责任,要确保全国人民劳动、生产、建设、生活不受侵犯,就势必常年累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是丝毫不能麻痹大意的。

    我的讲话得到聂凤智、刘奠西等军事干部和与会人员的赞同。但有些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于强调“红与专”统一持异议,我察觉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已对我不满。

    1965年5月我到杭州空五军检查工作,发现飞行部队、地勤部队疏于正常的军事训练。不去提高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水平,而是整天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四个第一”、“白专道路”等等。若长此以往,怕是真要变成“空”军了。眼看着飞行员们、地勤战士们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口头上、笔头上,我的心情又焦急又沉重。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到南空任职以来,我同一些人在思想与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我坚决反对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变成取悦上级,取悦某些政治思潮的假、大、空的“花架子”,这样下去对部队建设危害极大,也背离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没有屈服过压力,也深知坚持下去的可怕后果,但是,我顾不了个人得失,我到空五军各部队做了专题报告,主要讲作为空军的指战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谁飞,二是如何飞。谁都知道是为祖国、为人民飞,也都知道必须起飞好、飞得快、打得准、落得稳。也明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地训练才能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的标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整天坐在屋子里抄报纸上的文章、做空洞的表态,能不能解决飞得好的问题。每当说到此,各场听报告者异口同声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不去训练飞行课目?回答是“江腾蛟政委这样指示的”。我知道江本人未必能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大人物撑腰,情况显然很复杂。

    我从正面做工作,强调飞行课目之训练必须坚持,必须精益求精。并以大庆油田为例,说明如果油田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而打不出油,或出不了好油,对国家做不出应有的贡献,凭什么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标兵,难道只凭会高喊口号吗?如果飞行员由于业务不精通、技术不熟练而放跑了敌机,凭什么认为你思想过硬?政治挂帅与业务学习、技术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一一即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人生观、世界观,解决为什么、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后者解决以什么手段用什么本事去服务的问题。政治不挂帅,就会盲目;业务不精通,就会失败。政治挂帅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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