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轰动一时。

    1964年，南京军区空军召开了高炮会议，我作了《红与专辩证关系》的报告。中心意思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战斗力，如果一个部队打不好仗，消灭不了来犯之敌，怎能算是一支好部队。对于高炮部队要求在一瞬间测得精、瞄得准、开炮快、打得着、省弹药，这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技术。为此就要天天练、时时想。学才能熟，练才能精，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高炮的威力，尽到一个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不勤学苦练，掌握不了高精技术，阻止不住敌机的骚扰，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即使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时时背诵革命条文也不能说明是思想红，更不能说明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高炮部队就是以先进的思想挂帅，促进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做到开炮准，一炮定战局。帅好兵强，又技术精良，每战必捷，这是高炮部队务必遵守的信条。思想先进和业务精良，两者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高炮部队担任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重大责任，要确保全国人民劳动、生产、建设、生活不受侵犯，就势必常年累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是丝毫不能麻痹大意的。

    我的讲话得到聂凤智、刘奠西等军事干部和与会人员的赞同。但有些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于强调“红与专”统一持异议，我察觉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已对我不满。

    1965年5月我到杭州空五军检查工作，发现飞行部队、地勤部队疏于正常的军事训练。不去提高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水平，而是整天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四个第一”、“白专道路”等等。若长此以往，怕是真要变成“空”军了。眼看着飞行员们、地勤战士们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口头上、笔头上，我的心情又焦急又沉重。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到南空任职以来，我同一些人在思想与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我坚决反对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变成取悦上级，取悦某些政治思潮的假、大、空的“花架子”，这样下去对部队建设危害极大，也背离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没有屈服过压力，也深知坚持下去的可怕后果，但是，我顾不了个人得失，我到空五军各部队做了专题报告，主要讲作为空军的指战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谁飞，二是如何飞。谁都知道是为祖国、为人民飞，也都知道必须起飞好、飞得快、打得准、落得稳。也明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地训练才能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的标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整天坐在屋子里抄报纸上的文章、做空洞的表态，能不能解决飞得好的问题。每当说到此，各场听报告者异口同声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不去训练飞行课目？回答是“江腾蛟政委这样指示的”。我知道江本人未必能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大人物撑腰，情况显然很复杂。

    我从正面做工作，强调飞行课目之训练必须坚持，必须精益求精。并以大庆油田为例，说明如果油田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而打不出油，或出不了好油，对国家做不出应有的贡献，凭什么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标兵，难道只凭会高喊口号吗？如果飞行员由于业务不精通、技术不熟练而放跑了敌机，凭什么认为你思想过硬？政治挂帅与业务学习、技术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一一即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人生观、世界观，解决为什么、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后者解决以什么手段用什么本事去服务的问题。政治不挂帅，就会盲目；业务不精通，就会失败。政治挂帅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