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切无忘！’来督促自己，从当年一月一日起，坚持每天记，包括整个长征过程，一直记到1936年12月16日，我随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工作后才停止。”

    我翻开第六本《军中日记》最后一篇是1936年12月16日，是这样记载的：“同周副主席等由延安飞往西安。”我知道，那是去解决西安事变去了。

    老爸说：“纪律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准记日记的，所以从这一天起，告别了抚育我成长的亲爱的红军，也就结束了我的《军中日记》。”飞往西安前，老爸将《军中日记》交给毛主席秘书叶子龙保管。

    “每天记《军中日记》，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及长征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我又问。

    老爸说：“1933年2月，我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秘，红军在反第四次‘围剿’黄阪战役中打了个大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罗荣桓主任决定发给我一支红杆子派克钢笔和一个图囊，这支钢笔，鼓励我坚持写了四年日记，那个图囊使得我的6本《军中日记》得以完整地保存到陕北保安。”

    读者一定会问，那“文革”期间，《军中日记》没有被造反派抄走吗？当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文革”期间的事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军中日记》及相关历史照片能完好保存下来，一是得益于住在中南海里，一是得益于周总理的一句命令。

    1958年我老爸从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调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因此我家五口从府右街135号统战部大院搬到中南海国务院“民政局”（这称呼是沿用北洋政府时的民政局）的一个大四合院，与另外两位副秘书长的家合住。1963年我家又迁到国务院礼堂西边一个长形四合院。1966年夏，为了接待红卫兵串连，我家又迁到靠北门的方形四合院，直到1968年老爸被隔离审查后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4日，周总理找老爸谈话：“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老爸只有坚决服从，过两天就去中办上班了，还兼任中办秘书局长。由于老爸是跟总理的，不听江青“打砸抢”那一套歪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中南海造反团”就在1967年1月24日宣布夺我老爸的权了。从此，老爸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劳动、批斗、检查。但是中南海毕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这是绝不可被扰乱的。所以，“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内外串连时，为保持中南海内的安静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连，不能把外面的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因中南海内的“造反团”势力不大，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敢来抄我们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来到我家，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上“x”。我老爸和老妈跟他们据理力争，说这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做结论，不同意剪掉或打上“x”。这么对峙下去也不行啊，老爸毕竟久经风雨，想出个高招，提议：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这几个“造反派”哪是我老爸的对手，他们没有法子只好同意，还得出苦力，把这些照片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还得承担丢失的责任。直到1973年老爸恢复工作后，全部收回来，幸免了浩劫！而《军中日记》和照相机等其他革命历史文物都完好无损的保存在家里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将老爸《军中日记》中的第二部分《长征日记》再次出版，正像老爸说的：“作为对红军的缔造者和卓越的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对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深切怀念的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