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稼祥，我们不谈这个了，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今天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要请教你哩。”

    “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唉，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呀！你是我最信任的同志，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了啊……”

    是的，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地点是在龙冈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国，年近25岁，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中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同，他是独特的，他讲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说服力。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挥笔写下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才知道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此时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

    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他们又在乐安县谷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4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前来开会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经全力抢救，但限于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他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朝夕相处，一起商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同志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

    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王稼祥也为此十分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