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忙问：“首长都来了吗？”

    “都来了。”

    “这就好。”

    “你安排得怎么样？”

    “一切都安排好了。”

    “先去哪里？”

    “请中央首长暂到颐和园休息。”

    “沿途的警卫情况如何？”

    李克农简单地汇报了一些情况，没想到周恩来询问得很仔细。

    恰恰这些情况李克农还不是很熟。具体负责这些事的是原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可是王范却找不到了。

    李克农派人在站台上找了一会儿，仍没有王范的影子，他生气地说：“这个王范，真误事……”

    周恩来说：“先不要找他，咱们走吧！”

    毛泽东一行又乘车进了颐和园。此时的毛泽东心情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难以平静，已经是第三次进北平了，他已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三十年了！弹指一挥间啊！这三十年来我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也见到过许多好人哩。我第一次到北平，遇到的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啊！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的良师呀。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16年，那时他是《新青年》的主笔，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那里读到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时心情为之一振，后来我写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给他投稿，真是慧眼识珠，他给我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为他的一名业余作者。你大概不清楚我在北平的情况吧？”

    坐在他身边的警卫战士说不清楚。

    毛泽东笑着说：“很艰难啊！第一次进北平是1918年秋天，主要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身份是新民学会会员。那时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熟人，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北大任教，我只好去投奔他了。杨昌济教授当时家境并不好，但他还是将我留在他家中住宿。后来我不愿过多地找杨教授的麻烦，又与另外几个青年到景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此间，我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这事奔走呼吁，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和联系，由留法勤工俭学学会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交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位置。于是，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我毛泽东，所以没有人愿意与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交谈，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有一次，我去听课，主讲人是胡适教授，我斗胆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接到条子后，问我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我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气很大的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我交谈。在这一阶段，只有李大钊愿意与我亲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工作之余我常向他请教，他很认真、很仔细地回答我的提问，有时长达两三小时。在他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学生组织。1918年冬，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我还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的马列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李大钊是引导我学习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导师，也是我走向革命的老师。1919年春天，在李大钊、杨昌济的帮助下，第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人员正式离开了祖国，这时我也有了离开北平的想法，李大钊同志对我说：你不妨去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就离开了北平，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先生，接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