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发枯身老任浮沉，更泥秋凤好苦吟。

    新事向人堪结舌，残书开卷但伤心。

    汴官花石成烟雨，汉代江山自古今。

    跃马卧龙终草草，拍床不渡泪沾襟。

    单表这君臣父子，为人生五伦的大纲。父母是生养我的，略有人心，再没有肯杵逆他的。就不能大孝，到底是天性上一点骨血，生事死葬，也还为自己一个体面，怕人说他是禽兽，只得勉强去做那孝的模样。若论这个孝字，除了大舜、文王，也完不到十分上，只略有几分，也就是今之贤者了。只有君臣一伦，比这孝极是难的。因此，忠臣义士，到了国破君亡，要舍了性命妻子替那国家出力。又有那强敌在外，我兵微将寡，敌不过外寇也是死，又有那奸党在内，忌我成功，朝廷信了谗言也是死。做那太平的忠臣，不过清白守法，还是易事，只有那国势将倾，君孤力弱，把这一手擎天，不惜身命，明明破着一死报国，往前做去，这才是忠臣义士，所以诸葛孔明的《出师表》，郭子仪单骑退虏的功，至今凛凛如生。也只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自古来，史书上纪这尽忠死节的能有几人？

    却说宋朝靖康之变，金人掳二帝北去，高宗渡江改元建炎年号，这河北、东京百姓，抢劫屠杀去了一半。受本朝二百年恩养，淮肯顺了金人，听那张邦昌的乱命？或是哨聚山林，保守村落，千百为群与金人对杀。那粘没渴大军撤回，止存了一营金兵，往来河上抢掠。这些百姓立赵大寨来，各尊出一个头目，远近相连，不下几百营。一先还怕金兵的连环甲马，只如今一味野战，只用大木棍棒，连盔带甲打下马来，或用大斧专砍马腿，使水湿透绵袄为甲，箭不能伤，使长钩勾住拖下马来，打个稀烂。弄的金兵不敢过河，这些百姓胆越大了。从东京沿河一带都扎了寨，陷马坑和鹿角排满了。因不听张邦昌的号令，俱扯起大宋建炎年号的旗来。又有山东梁山泊招安后散了的喽罗，河北王庆旧日的草寇，凑成了一百余万的人马，豪杰响应，只不得一个主将，无所统一。

    那时，高宗在建康，都御史赵鼎特上一本，荐了副元帅宗泽，因屡战败金人，连奏了七捷，手下名将强兵还有三万余人，使他留守东京。给张邦昌一道旨意，迎请孟大后入朝见驾。这宗泽自金人围汴，同康王统兵入卫，久负重名，一片忠心，也就是汉朝的孔明、唐朝的郭汾阳了。

    建炎二年七月，奉了旨即日上路，把前军分遣各路防守，自己只落得老弱军不上一万。这汴梁城大，如何战守！

    何况这汴河远近城堡有百十处，尽被金人拆毁，从前整顿，无兵无饷，民逃地荒，真是无可措手。高宗又被汪黄二人吓的往南迁到浙江，还要下海，也是个孤注，分明把汴梁弃于度外。就是请兵请饷也是无米之炊。当日同事有都统制曲端，是个名将，与宗元帅一力同心，誓要报国复仇，迎回二帝。两人商议说：“东京搜括已空，城外人民逃荆略有身家的，俱投入土贼结寨，俱从着河北、大行山的大寇王善，不下一百余万，又不能征服他。如今外防金兵，内防山寇，孤立一城在众围之中，又少粮草，又无救援，此兵法所忌，怎敢轻进！”宗元帅沉吟一会，忽然大喜，向曲统制说：“我的兵饷俱有了，烦将军领军先到汴梁宣了旨意，使张邦昌奉孟娘娘还朝。我只要一百人马相随，自有调度。”曲端再问，宗元帅笑而不言。次日，曲统制领兵去了不题。

    这宗元帅见一带河边立的屯堡甚是坚壮，各有旗幡，上写建炎年号，就知人心不肯忘宋，各怀忠义之心。只此百万土寇，若肯降服，就是百万精兵。立下屯田，各有汛地，不强似我另去招兵买马！心中算计已定，作招兵檄书一道，先使人四下飞传，把那东京留守元帅的大旗使一人导前，只使百骑后随，俱是轻裘软带，不用兵甲，往太行山一路穿营而去。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