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即十一日――本书作者注）菲力波夫（斯大林的化名――本书作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同日，毛泽东也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上述精神通报给了斯大林，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尽快出动，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并提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对苏联提供的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装备。要求周恩来就本次精神与斯大林再行讨论。14日3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

    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是美国当局迫使中国不得已而为之，是基于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支援朝鲜的共同需要作出的。这一决策，正确地把握了局部的当前的利益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是革命英雄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形式上，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方名义，而是以民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更为策略，对中国更有利。

    这一决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从决策作出到1951年1月，周恩来在党内外多次会议、多种场合对此做过详细阐述和说明。一年以后，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致的开会词中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