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的士兵，照常在驻地外道路边的开阔地上操练。这一天，团长关玉衡并不在团部，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之职。突然，正在训练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有四人自北向南骑马疾驰而过，形迹十分可疑，于是追回问话，但无论是用汉语提问还是用蒙古语提问，四人均不作答。陆于是向董报告。董复用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董遂向四人表示要施行检查，于是在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这种手枪由日本人南部骐次郎设计，被中国人俗称为“王八盒子”，是日本军人的标志性武器，董团副一看便知。在中村等人的笔记中，清楚记载着“旅行”的意图、路线和搜集到的十分详尽的各种军事情报。于是中村的间谍身份暴露无遗。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中村大尉表现出与日本武士精神相一致的沉默与倨傲，极大地激怒了屯垦军三团的官兵，加上强烈的民族义愤，于是就在当天晚上，中村等四人被一并秘密处死，其所有物品，除保留了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都烧毁了。

    这是一场十足的小概率事件，甚至连小概率事件也算不上，可是，历史还是吊诡地记住了中村事件。不因为别的，而是中村佩带的手表泄露了“天机”。

    这是一块很好看的手表，让人联想到“值钱”二字。为此，当中村等人的其他物品都被烧毁时，这块“值钱”的手表却被一个姓李的军人偷偷藏匿了起来。以后，这块手表被李军人典当了，当来的钱成为其一夜风流的嫖资。

    当时东北的色情业中，有不少的日本人混迹其中。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工。于是，李军人“当表求欢”的过程，就被日本特工掌握了。

    再来说中村的手表。那不是块普通的手表，其名称叫做“三道梁”，是日本特务机关为其特工佩带的专门手表，足以标明带表人的身份。中村的失踪与出现在当铺中的“三道梁”以及当主的身份，构成了一条逻辑明晰的因果链：中村不但没有“人间蒸发”，反而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做大文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部。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方面已经一再表示要用断然手段，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的悬案。日本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事件的所谓真相。8月24日，日本陆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对洮安、索伦地区——也就是中村前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地区实行保障占领的方案，它冗长的全名叫作《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或不能达到满意解决时对中村事件之处理方案》，不但主张“要断然实行对洮索地区之保障占领”，还特别讲到，“在实行本方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之实力反抗，就要导致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所谓“根本解决”，即是指战争。

    但是日本外务省却对此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如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用兵，会“恶化世界对日本之印象”。外务省经与军方商议，决定暂时停止实行这一方案，继续以外交交涉为主来通过中村事件争取在东北的利益。

    日本外务省的消极态度，当即惹恼了一人，这个人就是狂热的关东军少壮军官石原莞尔中校。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陆军以一批少壮军官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主张对外采取更激烈的军事扩张政策，以求更大限度地实现帝国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以刺杀内阁首相和军界要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文官政府和昏聩的上司的不满和更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