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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底，若首相因为“摆不平”由九一八事变而引发的危机而黯然去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对事变后日本军队对内阁的决定置若罔闻诉苦道：“内阁部长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交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可诉苦归诉苦，后来日本内阁不但“追认”了日军未经批准的军事行动，还连“不法”军事行动所需的军费也一并批准了。军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后再由内阁来“补盖公章”对这种日本对外政策的实际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认知，正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致命伤。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天皇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由首相领导的责任内阁，才是决定日本大政方针的中枢。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内阁其实是管不着日本军队的。

    早在1872年，日本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了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不久后，在陆军省内设立了参谋局，这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前身。1878年，只过了短短的四年，陆军参谋本部就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直隶于天皇，而并不受政府的统辖，成为掌管用兵作战的最高军令部门。凡属军令事项，皆由参谋本部的最高长官——参谋总长策划，最后上奏天皇裁可。参谋总长甚至可将经天皇裁可的军事行动，直接下达给政府中的陆军的最高代表——陆相亦称陆军大臣去执行，根本无须经过首相。而政府中的陆军省，则成为所谓的军政机关，行使后勤保障职能，说白了，就是管陆军的吃喝拉撒的。后来，相同的机构改革又发生在海军身上，军令部同样从政府中独立出来，成为最高的作战指挥决策部门，直隶天皇；而政府中的海军省则成为带有后勤保障性质的军政部门。

    这样，日本陆海军的最高指挥决策权，都从政府中游离出来，形成了在对外事务中更具发言权的所谓“军部”。

    国民政府把避免与日本一战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管道，可日本内阁在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原本就是说了不算的——这幕沉甸甸的历史讽刺剧，注定了国民政府的必输之局，它不但输掉了大好的白山黑水，也差点输掉了华北。

    而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还远远不止于此。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政党内阁的鼎盛时代。文官出身的政治家们，在一个个政党政治集团的支持下，在政治舞台上显然更活跃了，说话也更有分量了。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尤深。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们大多主张保障公民自由，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在国际事务方面，则反对轻易诉诸武力，而更倾向于在寻求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的“协调外交”。

    相形之下，那些原本的“帝国骄子”——职业军官们，则有向隅之感。日本军队内的“精英分子”不能漠视军方地位的沉沦。1929年，以所谓“陆军三杰”——冈村宁次、小敏四郎、永田铁山为骨干的“一夕会”，得到了壮大，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日后在中国东北翻云覆雨的“高手”，都出现在了名单中。1930年，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校，又成立了一个法西斯军人的秘密组织——“樱会”，成员大多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陆军中央部军官，到1931年春，会员居然发展到150多人。

    “一夕会”和“樱会”都指责政府对外软弱，主张改造国家，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强硬政权，以“伸张国势”。但他们也有分歧：前者主张“外先内后”，主张先解决“满蒙问题”，再乘势改造国家；后者主张“内先外后”，用桥本欣五郎的话说，就是“外部问题当然需要处理，但现在这样软弱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