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根据证据处以重刑”。9月13日北平的另一家报纸《世界日报》，对张学良的态度作了同样的解读：此时张学良感到日本军方在东北有异动，益感形势严峻，因此电嘱在东北主事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令二人“早日调查，以期圆满解决。”显然，张学良流露出这样的态度——给日本人一个满意的结果，以求息事宁人。

    日后，张学良曾对日本NhK的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时我愿意与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衅呢？我在这个地方又要说了，日本军人实在是无能哪，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不但对我们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

    张学良的这段话，是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说的，但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当时他并不认为日本会乘机发动战争，因为那样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在东北经营得那么久了，领事馆、满铁、关东军……林林总总那么一大堆的势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一个河本大校都能在没有请示高层的前提下，搞一个爆炸事件就把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张作霖除掉了——在这种无以复加的势力和巨大的实惠面前，用战争得来的会比这个更多吗？

    张学良是一个从大风大浪中走出来的人，多年来在身处劣势的情况下，他巧妙地与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处于下风。

    当年日本人在皇姑屯把张作霖炸成重伤并致死时，张学良远在兰州，几十万东北军群龙无首，日本人虎视眈眈，局势万分危急。张学良日后回忆说：

    当时我知道日军的部署，尤其是过山海关（指乘火车返回奉天时经过山海关——作者注）以后，都是日本军队。我跟着我们的军队上了火车，化装成一个伙夫，谁也没有看出来，连我们的人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等我回到了家中，他们都认不出我是谁来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我会模仿写我父亲的字，那时候对外还没有宣布我父亲已死，所以，以我父亲的名义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写的。等到把事情都安置好了，我们才宣布我父亲死了。

    说到易帜，张学良同样认为自己“涮”了日本人一把：

    我说日本人当时自己觉得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对我们中国侦察得很详细。但是，我当时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就不知道，不但是挂一面青天白日旗，全东北都挂青天白日旗。我把青天白日旗全预备好了，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日本把办谍报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我下令后只有三天工夫，各省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情，部下都怕我。我很严格，我要说做的事就得做，做不了是不行的。

    在以上这两段话中，少帅对自己处变不惊、沉着镇定的胆识与韬略的自得，溢于言表。

    总之，张学良认为当时日本发动战争，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加之多年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少帅总是棋高一着，也多多少少地使他看轻了日本人，认为会叫的狗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咬人的。另外，从现实的层面讲，张学良当时的政治着力点已移到关内，他的东北军的主力也已调到关内，所以从主观层面上讲，他也不想与日本人做最后的摊牌。

    1931年6月，当石原莞尔中校这个时刻不忘思考帝国命运问题的中级军官，得知中村被处死的事件后，兴奋之情不能自已，认为这是帝国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事的天赐良机。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也是日本鹰派军官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永田铁山写信力陈己见。但日本军事高层认为准备不足，应该再等一等，而未予采纳。从九一八事变中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所抱定的坚决的不抵抗政策来看，日本就是早三个月发动战争，也断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