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明确表示：

    我方因在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关系，此时对于已成为该地区实权派的北方方面，采取不必要的冷淡态度，实非上策。……不必要因该政府改变，而直接改变我方对北方方面的一贯态度。

    这表明，日本对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将仍然持一贯的支持态度，由此也就奠定了它与该派的特殊关系。后来，西北军既产生了像吉鸿昌这样的坚决抗战派，也有不少高级将领如刘郁芬、雷中田等纷纷投靠了日本人——发生西北军内部的这种分化，与日本人早年就与西北军的密切关系有极大的关联性。

    在中国的北方实力派中，最令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阎锡山。九一八事变后，先是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表示尽力支持阎在山西的政权，后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又拉拢阎锡山充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首领。在与南京的离心力作用下，阎锡山一度采取了亲日政策。但他很快发现，在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中，日本的倾销政策使山西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华北事变后山西已经直接面对察绥方面的日本军事压迫；太原、归绥等地频频出现日特活动。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支持他统治山西乃至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不仅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提议，于1935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且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络，率先在山西联共抗日。

    石友三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反复无常的军阀之一，日本人的介入，终于使这个多变的军阀堕落为侵略者的帮凶。1931年3月，土肥原受日本参谋本部的派遣，再次来到华北，在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土肥原此次选中的，正是反复无常但倾向反蒋的石友三，“企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为此，土肥原机关进行了“石友三工作”。为配合“石友三工作”，日本还开展了对于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的工作。6月15日，阎锡山乘坐日本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加紧与石友三等进行联络，共同进行反对张学良的活动。他还派军人专程赴天津，经由土肥原机关，办理日方供应武器事宜。果然，在日本特务的策动下，石友三很快打出了反蒋旗帜。石友三的反蒋行动，还受到了广东方面的支持，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通电讨张。但战事发动后，应者寥寥，又受到蒋、张两军的南北夹击，不出半月即告溃败。

    1931年5月28日由反蒋联盟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是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统一后冒出来的最大的反对派，日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通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及赴日的请求。币原外相于7月2日回电颇老辣地说：现在与广东政府商讨将来问题，不合时宜；虽然广东政府未经日方承认，但对其强烈要求派代表赴日，也无异议。经过一番磋商之后，7月26日，陈友仁等人化名成日本人，秘密前往日本。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其间，双方会谈涉及承认广东政府、聘请军事顾问等具体问题，对于武器援助问题也有所涉及。

    据1931年广州国民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李宗仁回忆说：

    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在此期间，桂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