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军方的优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19世纪末，中日两国都在向西方学习以企图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船坚炮利无一例外地成为两国首先追求的目标。可是，两国没有像它们的地理位置那样也成为近代化道路上的伙伴，反而成了互为假想敌和对手。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倡导与主持下，建成了实力居亚洲第一位的北洋舰队，当大清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访问日本时，两舰巨大的舰身和粗壮的主炮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恐慌，当时连日本幼儿园的老师们，都在教孩子玩着一种叫“击沉定远、镇远”的游戏，据说连当时还是孩子的裕仁天皇，对这个游戏也十分稔熟。在这种形势下，正是日本海军果断地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举击溃了龙旗飘扬的大清北洋海军，并从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中，得到了日本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中国也从此不再有资格做日本角逐世界的竞争对手。10年后，当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是日本陆军不惜与庞大的沙皇俄国一战，在付出死伤7万人的代价之后，取得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日本军方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是“打”出来的，他们认为由自己来主导对华政策，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应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军方的思路和做法则已过时。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后，以文官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华盛顿会议后，各国开始裁军，日本军队的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官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国际间国与国关系的最新趋势：国际社会开始寻求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谈判以保障和平的国际秩序与机制，而一味依靠武力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鄙夷帝国军官们还停留在19世纪水平上的眼光和思维，认为他们看不到世界局势的最新发展而只知武力蛮干，这样必然会损害日本最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解决满蒙问题的方式上，他们出现了分歧。军方认为既然已经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那么中国之东北实际上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此，就应趁国民政府刚刚统一，中国人反日的民族情绪还未高涨到实质性地损害日本利益时，采取断然手段实现对东北的占领；有机会当然要干，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来干，全然不去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日本政府认为要掌握火候，必须到国际社会对日本在蒙满的处境及其政策报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时，才能水到渠成地从容行事。为此，重光葵就说，干脆再忍耐一年，日本在满洲不采取急进的政策，让世界都看到，日本既定的满洲政策“踏踏实实地行不通”了，那时，日本一揽子解决满蒙问题的新政策就可以实施了。

    可是在日本军方的眼中，重光葵这种华而不实的外交只能是作茧自缚，他们可以完全不去理会，自己干自己的。而日本政府也像是一个满腹经纶却位卑言轻的秀才——不但在军人面前无理可讲，而且也不具备辖制军人的法定地位和勇气。

    8月4日，陆相南次郎在主持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上，厉言指责那些“处在无责任地位的人”或“对国防不关心的人”，说他们“动辄鼓吹裁减军备”，并要求与会者“纠正这些谬论”，之后，还就满蒙问题讲了一大段话，将置日本于不利地位的罪魁祸首，明里暗里地指向日本政府。南次郎的这次讲话不是即兴的，而是由陆军省永田铁山等五个课长为落实《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精神，经过多次研究后为南次郎起草的。

    陆相公然地介入政治问题，立即引来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社论指出：陆相的训示“包含极其危险的暗示”，即“表示急欲把满蒙外交强行引向军人之意图”；如军方有强硬意见，本“可以通过立宪之正常渠道提出和讨论”，而“陆相作为军人，居于超脱政党内阁之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