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当事变发生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正在前往南昌督师“剿共”的路上。下午，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大员们在戴季陶的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商量对策。会后作出两项决定：第一，电请蒋介石速回南京主持大局；第二，根据正式报告，向日方提出抗议，并电告驻外代表向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社会宣布事变的真相。从此，国民政府开始走上了试图诉诸国联以期保护中国合法利益的漫长道路。

    对于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意图，后来成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主任戴季陶有如下说明：

    盖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日本一面声明不接受第三者干涉，而一面仍不敢不接受国联之决定，则知日本对于国联，亦甚顾忌也。

    可见，国民政府也预料到国联的作用可能是极有限的，与其说希望国联来保护中国的权益，不如说希望国联来牵制日本，以缓解日本对中国的压力。

    国联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由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等机构组成。秘书处是常设办公机构，而大会只是一个成员国的论坛，其决议没有约束力。国联真正有影响的决定是由行政院作出的。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实际上只有四个，德国加入后成为常任理事国），和经大会选出的四个（后来增加到九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组成。按惯例，行政院的决议一般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民国政府要求国联去向一个常任理事国为自己伸张权益，从一开始似乎就面临着某种类似逻辑悖论的困境。

    弱国无外交。在国际社会间尽力折冲，以期利用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为自己挽回些许的损失——这几乎是弱国在受到强国的欺侮时，惟一可走的路线。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弱国。这不禁使众人联想起清朝的李鸿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他也想以夷制夷——借助俄国的力量来制约日本。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惜再向俄国出让一份利益。可是民国政府的大员们不认为自己会像李鸿章那么惨，戴季陶说：

    昔时因无国际组织，各国间亦无相互遵守之公约，故对于外国之侵略，只有和战两途；现在世界既有国际组织，有国际公法，则当于和战之外，有正当之第三途径。此非中国不武，而实尊重国际信义者所当然应有之道。

    “不武”其实是不抵抗的一个更动听的表述形式。毕竟这时有了国联，它声称自己是以“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况且，中国还新近当选为国联的非常任理事国——国民政府感到诉诸国联尚有一丝希望。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后的几个小时，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

    此时国民政府驻国联的全权代表是施肇基。《国际联盟盟约》第11条规定：如有战争或将有战争发生，国联应采取相宜行动，以保各国安全；秘书长经任何盟员国请示，可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处理之。在接到南京方面的指示后，施肇基当即根据该条款要求国联秘书长法国人杜吕蒙提出召开行政院会议的要求。

    正当施肇基向国联行政院进行陈述时，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打断了他的发言。只见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文件念了起来，日本人有备而来，他所宣读的，就是日本政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