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禧、陈铭枢、刘湘、韩复榘、孙殿英等。这其中，固然有似乎韩复榘之类以通电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但大多数人日后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抗战决心。

    蒋介石看到有这么多的将领都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他感到了压力，心情也十分复杂。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中国的军队虽然号称有上百万，但却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它们互不统辖、号令不一、缺乏训练，从总体上看装备很差……

    如果说，以上这些压力还是隐性的、间接的，那么广州国民政府把抗日和反蒋合而为一的声明，更令南京方面觉得难以忍受。24日，广州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推倒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为今日共同努力之目的”，“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一日未推倒，则对外一切皆未由进行，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凭陵于中国，将有加无已”。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悲观至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过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人力不足何！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

    蒋介石总是告诉国人，中国的抗战还需要准备，而且要在统一领导下来准备，可是怎么准备？怎样就算准备好了？他却总也不想讲清楚。这样，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总也不能把民众和社会各阶层的抗战呼声，引导、转化为有利的、整体性的资源，到头来使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腔义愤，转而化作对政府不抗日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