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根据这一形势，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

    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临时中央虽鲜明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图谋，也通过满洲省委对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实际的安排，但在王明“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但没有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反而片面夸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继续主张走城市暴动的错误路线，所以，其主张在民众中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没有对当时时局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