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后东渡日本，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秘密会晤时，田中劝阻蒋介石进一步的北伐计划，毫不隐晦地强调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至若惊动世界的所谓“田中奏折”，即令不是田中本人所亲撰，但观其对满蒙地区策划之系统严密，亦可知其决非空穴来风，确可代表日本国内有相当势力主张要对满蒙地区采取断然措施。对于近年来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之类的所谓悬案，两国舆论纷纷扰扰，但对于日本人在此类悬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蒋介石是心知肚明。只是中国国内尚处分裂状态，南京与广州两个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另外，中共虽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但被国民政府军队团团包围的红军，也终归不可能派出一兵一卒对日作战。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一直幻想通过诉诸国联唤起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军方退回到事变前的状态。

    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新动向，使蒋介石的这一线希望放大。1928年8月27日，由美、法两国政府倡议美、英、法、意、德、日等十五国缔结了《非战公约》，公约规定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自1928年起，国民政府施行革命外交，在争取列强承认国民政府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1928年间，从美国开始，德、意、荷、英、法等主要国家先后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因着这段经验，蒋介石对诉诸国联解决这次事变抱有一线希望。他担心的是，如果东北方面与日本单独交涉的话，那就有可能坠入日本人的毂中，而使大局坏掉。就算张学良不受日本人威胁或利诱，东北其他的军政官员呢？

    所以，当万福麟和鲍文樾肩负张学良的使命来南京向蒋介石请授机宜时，蒋介石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蒋特地嘱咐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万、鲍返回北平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瀚商议。于学忠建议：虽诉诸国联，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数旅兵力，给敌以还击，以求取谅于国人；同时令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返回防地，掌握部队。

    当时东北军尚有近20个旅留在关外，这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原本就群龙无首，又都因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而人心动摇，在日军的进攻和诱降下，有分崩离析之势。如能像于学忠建议的那样，集中部分兵力组织一战，并加强对部队的掌握，不仅可以向国人表示东北军的抗日御侮的决心，亦可振奋军心，增强凝聚力，使部队不至于瓦解，这样今后无论是战是和，都便于掌握形势的主动。但张学良以荣臻已率部队撤下，吉黑两省的军事长官也都不愿返回原防为由，未予采纳。

    不过，下述原则在张学良心中确是渐渐地坚定下来：东北各地方政府在日本暴力之下，不得直接与日本交涉；外交交涉听从南京中央政府指挥；取不抵抗主义政策乃为防止日本人挑衅而不授其以柄，以证明我方之酷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