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正式向中日两国发出备忘录，要求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军队。史汀生在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时表示：

    我一直非常尊重和信赖币原外务大臣的人格和他的方针，我在伦敦见过若首相，我对他的人格和才能也很尊重和信赖。因此，当这个内阁成立时，我便期待在这个首相之下，只要币原外相能在位一天，日本将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可是，今日发生这样的事件，我想日本政府一定很伤脑筋，我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原状。最近曾经有一个国家说，想派遣武官前往满洲从事调查，但美拒绝了这个提议。

    国务卿像一个腼腆的青年，即使是想批评别人，也要在表明了十足的赞许和善意后，再一万分婉转地提出；国务卿又更像一个精于事故的老者，在“善意”地指出问题之所在的同时，还不忘记送上一份“诚挚的友情”——尽管有人要插手调查九一八事变，但我们美国却阻止他这么干。

    同一天，美国驻日大使也向日本政府转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代表美国政府就满洲事件表达的立场，“自沈阳事起后，军事行动之扩大，其重大责任似须由日本负之”。但是，美国公使在转达时声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尽管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但它并不想和日本闹僵。美国抱着矛盾的心情关注着事变的进程和日本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列强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个十足的“异数”。在日本的满洲战略中，构想中的与苏联在未来的冲突就占了很重的分量；在欧美列强关注九一八事变的视角中，把日本发动的战争引向苏联，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点，美国是这样，英国和法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东北发动一场军事行动，之后挥师北上进攻苏联，是所有列强都希望看到的局面，在这个大目标下，日本的行为对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所构成的损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可是在美国人的眼中，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当时在世界上，中国是惟一一块不曾成为殖民地的大片土地，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海外没有大片的殖民地，也错过了通过殖民地获得丰厚利益的时代，所以它对中国一贯地持有门户开放、利益均占的政策，而日本如果独占满洲并进一步南下，就会危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利益。当日军在1931年底开始进攻锦州时，美国就要站出来说话了。

    早在9月17日——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一项秘密旅游谅解：美国许诺自己将不过问即将发生的事变（尽管不知道就在第二天），但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的发生只表示了“惊讶”——一个暧昧十足的外交辞令。21日，困境中的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了求救，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该公约亦称非战公约，是在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外长白里安的倡导下，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它宣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放弃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工具，承担以和平途径谋求解决争端的义务，并且谴责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凯洛格还因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192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开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把中国政府的请求完全撂在了一边。同日，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征询美国政府，问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