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第二阶段。当时，与会者从“容易收到实际效果”出发，对土肥原的提议基本同意，并拟定了一份名曰《解决满蒙问题的草案》的文件，主要内容是：“建立受日本支持的，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包括热河）及蒙古，以宣统帝为首领的中国政权”；“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等要害部门，由日本管理；“新政权”的国防、外交方面所需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甚至连“新政权”的官员也安排好了：任命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五人为镇守使。

    土肥原的方案是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部妥协的产物。石原莞尔在当天的日记中满怀悲愤地写道：“知悉领有满蒙的方案不为中央和建川少将所同意，终将无法实现。因此，强吞万斛泪水后，退到满蒙独立国的方案。”

    这是9月22日、23日的事情。到了28日，建立满洲国的方案已正式成为关东军上下的共识，所以，通过汉奸组织为将来的满洲国大造舆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可是，陆军中央部似乎并没有理解关东军做出的让步以及这种让步背后郁于他们胸中的怨气。9月30日，陆军中央部又制定了一个《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并据此在10月8日召开的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会议上，制定了《处理时局方策》。这两个文件提出了一个“独立政权”的概念，它很接近于关东军的“独立国”，但仍将“独立政权”置于中国主权的名义之下，日本只是背后操纵。

    这时，在事变之处奉行“不扩大”政策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追随军部的方针。10月6日，若首相在会同陆、海、外、藏、内、农六相，在商讨处理蒙满问题的方针后，大体肯定了陆军中央部的意见。

    这一次关东军决定不再退让。它一方面通过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满铁总裁田康哉，积极向陆军中央部和政府游说，一方面加紧制定“独立国”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案。10月21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木侠拟定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出炉了，它指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本土断绝一切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以东北四省和蒙古为其领域。”这里的描述与后来的伪满洲国并无二致。关东军又一次想以既成事实的方式，推动陆军中央部接受它的方案。

    但是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是陆军中央部要求关东军以“最后的决心”贯彻三长官决定的《处理时局方略》，即建立“独立政权”。关东军的军官们实在不明白，老迈的陆军高官们中了什么邪。柳条沟成功的冒险，激励着他们开始了又一轮与陆军中央的对抗。

    11月7日，关东军向陆军中央部发出电报，声明它要建立的是“与中国本土一切政权完全断绝关系”的“独立国”，而对于一切不与中国本部“绝缘”的指示，关东军“绝对难以接受”。同时关东军将正式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上报陆军中央部，重点批驳了“满蒙独立政权论”。它指出，如果不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家”，而只是建立“独立政权”，若想使该政权听凭日本摆布，“这不过是一种空想”；从日本的前途考虑，“将满洲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是最善策”，但如果为了避免国际间的非议，“作为次善策应是建立与中国行政统治完全分离的满蒙独立国。”同日，本庄繁也致电参谋总长，说中央部关于建立“独立政权”的指示，“对于是否与中国西部现政权分离不明确”。16日，参谋次长二宫重治给本庄回函说，首先应建立“满洲统一的中央政权”，然后再将其导向“独立国”，如若不然，“急速地将独立政权导向独立国，结果会露骨地向国内外暴露我们的野心，在大局上反而是不利的。”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日本军队高层军官间私下交换意见，而其中透出的信息却再明显不过，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