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的一系列政策，却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独断专行地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这些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激化了当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占据着大部分重要职务，这简直是“对东北的占领”。

    派系斗争让沈阳成了个松散、让人头疼的地方。作为东北的经济中心，它的吏治腐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日伪时期留下的大批工厂，成为国民党官员赴任后受贿寻租的工具，几乎每个工厂背后都有官员的身影。

    1947年受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刚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简直无药可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切太不正常了。”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军官放着带兵打仗的职责不做，却忙着开报馆、办学校、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

    从军事的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和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国民党而言，更致命之处在于：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都在“面”上，共产党成功地用农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脉。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正掌握主动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失去它。

    速度惊人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应对这种崩溃式的经济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圆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这天，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蒋介石还信心满满地把对金圆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记在了他的日记上：“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国民党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没多久，金圆券市值快速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那些对政府的公告信以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兑换金圆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恶名昭著的金圆券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

    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五个月内上涨了三到四倍，粮食则涨了九倍。公营企业中大约七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前景不明，很多沈阳人想方设法离开这座动荡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吏和富商，后来是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和职员，再后来是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为了搭上离开沈阳的飞机，很多人变卖了家当。内战最后两年，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佣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的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空舱回程时，沈阳的很多单位就利用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