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五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七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它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没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二百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四十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给速度。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500吨。尽管沈阳市市民粮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